Phunwang’s Letter No. 1 to Hu Jintao – Chinese text

This is the original Chinese text of the open letter sent in 2004 by Baba Phuntsog Wanggyal (Phunwang) to Hu Jintao, who was then the lead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President of China.

 

给中央常委领导同志的四封信

 

1、尊敬的胡锦涛总书记:

 

您好!

党的十六大您当选为总书记之际,我在美国讲学,通过纽约领事馆,曾向您致电祝贺。近期四中全会您当选为军委主席,谨向您表示衷心祝贺!相信在以您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国家的各项工作会取得更大成就!

这封信里,就西藏的遗留问题,即达赖喇嘛及其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和数以十万计的流亡藏胞问题的妥善解决,我不揣冒昧地向中央谈点浅见。首先,请允许我谈点个人简历。

举国欢庆的建国55周年的“国庆”佳节刚过,我也百感交集、心潮起伏。怀想当年,我们在藏区兴高采烈地举起了五星红旗,这是飘扬在整个雪域高原上的第一面人民共和国国旗(1);不久,我按朱德总司令的回电指示,由尚待解放的西康藏区,辗转赴刚获解放的重庆,会见了中央西南局的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王维舟等领导同志,汇报了近十年来在拉萨等藏区的民族民主革命活动情况,包括在此期间先后以藏共组织的名义与中共、苏共、印共联系,商谈开展革命活动的问题。随后,小平同志即向中央汇报了相关情况(2),经中央批准,从1950年起,我便担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共西藏工委会委员;昌都解放后,兼任中共昌都分工委副书记;参加了中央与西藏和谈、签订“十七条协议”的全过程,是历史的见证人。为嘉奖我为西藏和谈做出的努力,毛主席特亲笔签名赠送我《实践论》(3)。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拉萨先遣部队的5位党委会领导成员中,我是惟一的藏族委员;直到1958年,我是以中央驻藏全权代表张经武为首的中共西藏工委会11名领导成员中惟一的藏族委员。在共和国成立之前,由我为主要负责人的“藏族共产主义运动”各组织、“藏族统一解放同盟(在拉萨)”、“东藏人民自治同盟(在滇西德钦)”及“中共康藏边地工委会”,即“巴塘地下党”和“东藏民主青年同盟”等组织的数以百计的藏族共产党员和盟员,由我带领参军参政,后成长为省级干部的有6名(3名西藏区党委副书记,其中两名正省级),地专级49名,县级120名,还有大量一般干部。他们当时是西藏民族干部的骨干力量,为西藏的解放和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但是1960年,在“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下,历史给我开了个大玩笑,我曾因学运被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蒙藏学校的蒋介石校长开除;后来,在拉萨,以“藏族统一解放同盟”的名义,上书西藏噶厦政府,要求实行各项社会民主改革,减轻人民负担,以及民族民主的救亡图存政策;因“东藏人民自治同盟”领导的武装起义失败,而被国民党中央政府通缉、追捕;后因“共党嫌疑”被西藏噶厦政府武装押解、从拉萨驱逐出境的我;六十年代,竟被自家共产党的个别人诬陷,以所谓“搞藏独”的借口,在秦城一号政治监狱,单身囚禁,从肉体到精神上被残酷折磨了18年(4)。在狱中,我克服了各种困难,学习、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哲学,并总结出了自己的“辩证法新探”的理论体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陈云、胡耀邦、冯文彬等同志的关怀下,我本人及由我负主要责任的各革命组织均得到了平反昭雪。小平同志说:“你吃大苦头了!你的冤案完全错了!”(5)平反后一直在全国人大工作,任第一、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五、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人大民委副主任委员。其间,业余撰写了约160万字的三部哲学专著,得到了首都理论界专家、学者的充分肯定。1998年离休后,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哲学博士生导师,并在国内外从事学术活动。

从我的简历中可以看出,我在解放前后,近20年在西藏等藏区做革命活动和工作。四十年代前后,首次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论著传播到西藏等藏区,将《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今《国歌》)》、《游击队进行曲》《藏族统一解放同盟盟歌》等革命歌曲译成藏文,并首次在拉萨等地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因此,我一直关心西藏问题,也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今年,在美国出版了梅·戈尔斯坦教授对我的“访谈传记”,在最后一次答问中,谈及西藏的遗留问题时,我直言不讳地简要引用了一位汉族作家撰写的《达赖喇嘛是西藏问题的钥匙》一文的主要观点(6),我同时也谈及延续了三百多年的政教合一的西藏噶厦政府,按社会发展基本趋势,政教应该分离的问题。

“访谈传记”的有关情况,我向人大领导作了汇报和必要说明,并希望将我的有关解决西藏遗留问题的意见反映给中央。我作为西藏最早的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为了对党、对人民、对历史负责,深感有必要正式将这个问题坦诚地向中央领导作如下汇报:

在访谈中或其他场合,我都是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的观点和立场来谈的。根据党的理论和原则,根据国家宪法及自治法的实质精神,我的基本观点是:今天,在新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各族人民宜合不宜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大家团结起来,在严格遵循“各民族一律平等”为建国基石的前提下,强大的汉族老大哥应高瞻远瞩,心胸宽广,本着先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教言和马列主义民族平等观的大护小、强扶弱、多顾少的精神,应切实彻底克服旧中国历代当局对异族所实行的“分而治之”、“改土归流”、喧宾夺主,从而达到“以夷汉化”为目的的大汉族主义的反动政策,让55个兄弟民族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和汉族人民的真诚帮助下,都有一个自己相对聚居的家,既当家,又作主,改革、经营、管理本民族内部的事务,要他们站立起来,“学会用自己的腿走路”,这也就是要认真按照小平同志所说的“要实行真正的民族区域自治。”以期将各民族的民族利益和共同的国家利益相互兼顾、妥善地结合起来。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好我国的民族问题,尤其是西藏问题。我的这个观点,不论在党内或党外,国内或国外,众所周知,是始终如一的。

为了彻底解决好西藏等地的遗留问题和整个藏区的长期安宁、持续发展以及汉藏等兄弟民族之间的真诚友好、亲密团结,前面提到的《达赖喇嘛是西藏问题的钥匙》一文,虽然由于作者在立场和观点上的差异,我并非一概同意其看法,但众所周知,千百年来,藏传佛教深深地渗透并体现在整个藏族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在精神领域,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基本的客观事实。视若无睹或轻视、忽视这一根深蒂固、影响深远的传统的民族文化特点的任何议论和主张,都是脱离现实的“左倾”机会主义的主观盲动论,是对现实和历史不负责任、不计后果的表现。这种既违背原则又脱离实际的错误言行,正如党的有关决议和小平同志所说,在过去尤其是在十年浩劫的“文革”期间,给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造成过前所未有的极大失误,使党的声誉受到严重损伤,甚至使国家濒临崩溃的边缘。所以任何见解应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是基本的经验教训和总结。看问题要看其实质,说话要说在点子上。这位汉族作家从方方面面合乎情理地分析论证了其主题,即世代相传、不可替代的达赖喇嘛的制度性地位及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广大藏人心目中的神圣崇高和不容亵渎,因而男女老少至今如此虔诚信仰、狂热崇拜、雪域藏民的内心必然所向的真正原因,以及建议西藏问题应在达赖喇嘛在世时求得解决、不能拖延以免产生严重后果等方面的重要意见,是应该引起我们足够重视的。

人们认为,尽管目前在残余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影响下,它在社会上尤其是某些藏区还是敏感的、谨小慎微、得过且过、明哲保身、生怕惹事生非的人们所回避和不敢问津的,但它被有思想的知情者公认为是当今西藏,也包括其他所有藏区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共同性问题的症结之所在,是不能拖延的,更不能置之不理。人贵有自知之明,只要对国内外局势冷静全面、从长远的战略上理智地思考,任何将问题拖至十四世达赖喇嘛寿终正寝的想法不仅是天真幼稚的,而且是不明智,尤其是非常失策的,对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不但无济于事,而且会引起适得其反的严重后果。以台湾的现实为例,是前车之鉴,如能在蒋经国的国民党执政期间得以解决,就不会有今天陈水扁的民进党台独势力的如此麻烦。我们应认真反省深思,引以为戒。

关于西藏问题,小平同志早已明确地对应邀来访的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先生说过:“除独立外,什么都可以谈。”胡耀邦总书记根据党的彻底否定“左倾”错误路线的有关决议和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首先对一个关键性历史问题也明确而果断地说过:“五九年的拉萨事件,我们把它忘了,大家向前看,不再提了。”根据小平同志等所谈的这条重要原则,历代中央领导都基本上按此精神,指令有关部门直接间接地与达赖喇嘛方面的代表人士接触和商谈。但至今却无任何进展,其重要原因是对客观实际认识上的问题和实践上的指导思想问题。

在此,有必要指出,历史的经验教训非常重要。五十年代藏区民主改革时,对同一个藏族,实行两个政策:即西藏自治区暂不改,十个藏族自治州和两个藏族自治县的东藏地区要改,且要强力来改。结果东藏各地因改革而先后都打起来了,继之西藏也燃起战火,所谓“四水六岗集团”的数千名“卫教军”与解放军武装对抗(7),导致1959年3月,出现了拉萨的大乱子,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噶厦政府及其官员以及数以十万计的各地藏人纷纷流亡国外。这便是今天西藏的遗留问题的由来,也是被国际化了的所谓的“西藏问题”,同时也是“分而治之”的所谓的“治藏方针”上的重大失误,这是历史的惨痛教训(8)。西藏和其他分属邻省的东藏是有所区别,但其社会根基及其形态和基本情况是同一的、也是一致的,因此,在重大政策措施上不能有两样,否则要铸成大错。过去是如此,今后也是如此。生活在雪域青、康、藏高原上的藏民族,乃是具有同一语言文字、紧密相连的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经济形态,尤其是共同宗教信仰等千百年来延续而成的,具有共同心理素质和悠久的传统文化的民族。而这一点,正是首先是否和能否了解整个藏区的真实情况及其所谓的“治藏方针”是否正确的基本前提和根本问题。质言之,是否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认识和对待整个藏族和藏区的问题的关键所在。

八十年代初,中央领导邓小平、胡耀邦、李先念、习仲勋、乌兰夫等对从国外达赖喇嘛派来的藏胞代表团谈话时,承认西藏工作也有很大错误。胡耀邦总书记和万里副总理到西藏视察工作时,也公开承认:“西藏工作也有严重失误,我们一定要改正。”之后,中央公布了著名的西藏“31号文件”和新疆“46号文件”,对民族工作提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和政策。“31号文件”的中心是有关实行真正的民族自治、自主权。把自治权交给西藏等自治区。当官的汉族干部太多了,应该大大减少,让西藏人自己既当家、又作主。今后,中央发布的文件,在民族地区不能一刀切,不能照搬,不适合西藏等民族地区的,经请示报告后,可以不执行或变通、修改后执行。“46号文件”更明确提出了今后中央只抓三权,即国防、外交和部分否决权,其余都交给新疆、西藏、内蒙等自治区。汉族干部在新疆、西藏等民族地区,当“参谋”和“顾问”。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对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等也曾多次这样谈过:进藏的汉族干部是“参谋”,是“顾问”,一定要学习藏语文。汉族干部要尊重民族干部,外来干部要尊重本地干部。这是搞好民族干部与汉族干部之间、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之间关系的极其重要的准则,也是做好民族工作等根本性的原则问题……遗憾的是,这一利党、利国、利民的光辉的31号及46号文件,后因诸多原因,未被落实,但它对少数民族尤其是民族干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达赖喇嘛也曾致电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表示祝贺,这是达赖喇嘛长期流亡期间首次向中央领导的致电。

八十年代末,达赖喇嘛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盟会议上,首次正式提出了以西藏等藏区自治问题为中心内容的几点新的意见后,除了得到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外,也遭到了以达赖喇嘛的大哥当泽罗布活佛为首的众多坚持藏独路线的代表人士以及许多年轻的藏族激烈分子的反对,他们写信联名签字,反对达赖喇嘛的自治主张,认为这背弃了藏民族的根本利益;我国的有关部门对他的“中间路线”也表示非议和质疑。与此同时,西方一些别有用心的反华势力从内心深处也不赞同、不支持甚至反对达赖喇嘛与中央方面关系和好的努力,在相当一段时期,他处在内外交困、错综复杂的极其艰难的境遇中,但达赖喇嘛一直坚定不移地坚持自己“中间路线”的可行性和正确性。由于达赖喇嘛在国际国内的极大声望及其影响,知情者都认为,尽管有各种不同的议论,但国外的多数流亡藏人归根结底还是会遵从达赖喇嘛的号召,都会听他的教言。西藏流亡政府的议会于1997年通过法案,授权达赖喇嘛可以无需经过全民投票独自对西藏前途做出决定。

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而具体的真理,都是以一定的时间、地点及其具体条件为转移,而在社会生活中,往往是以某一相互之间主客观实际的综合力量的对比所决定,而不是以任何人善良的主观愿望或以某一单纯的有理或无理及其谁是谁非的评论所能决定的。凡事要从实际出发,而不能从想象出发。这是一条重要的前提。观察家们认为,达赖喇嘛关于“不求独立,只求名副其实自治”的“中间路线”,是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对西藏及整个藏民族的根本利益及其前途命运深思熟虑、知己知彼、审时度势后的一种认真负责的态度,是求真务实与高瞻远瞩的思想。

达赖喇嘛对蒙、满、汉与藏族之间的历史关系及其地位的看法,近年来,也曾多次表示这是历史学家们探讨的学术性的是非问题。今天,对社会负有责任的人来说,他们主要应该考虑的是从政治上如何以史为鉴,摒弃霸权扩张主义思想,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正确对待现实并加以妥善处理的问题。

近年来,达赖喇嘛方面除一再明确表示完全赞同中央提出的国家统一的方针之外,自己也多次明确地表示过他的“中间路线”,即:“不求藏族的独立,只求名副其实的自治,以保存自己的文明、独特的文化、宗教、语文、生活方式,并使之发扬光大,我最为关心的是确保西藏人民极其独特的佛教文化遗产。”还称,在新中国各民族的大家庭里,一旦能建立起各藏区统一的、民主的自治政府时,便解散其拥有数以十万计的国外藏胞、并一直得到西方支持的印度达兰萨拉的由青、康、藏三方代表人士选举组成的“西藏流亡政府”,他本人“作为比丘,将从此弃政,专事佛教”。这样一来,延续了三百多年的以达赖喇嘛为首的政教合一的西藏旧体制自身也就正式宣告结束。

由此可见,中央与达赖喇嘛双方的基本观点根本不存在任何实质性的分歧,因此,也不存在任何解决不了的难题和障碍。中央强调要国家统一,达赖喇嘛只是要求真正的民族自治,都符合宪法和自治法的基本精神。而对藏区统一自治的愿望,早在五十年代,昌都地区参观团团长、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德格·格桑旺堆等向中央正式提出;中央与西藏和谈时,西藏代表团也曾向中央提出过。中央及有关领导在原则上也表示过赞同。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时,作为中央代表团团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元帅,在拉萨一次党的高干座谈会上曾谈过:可以向中央建议,以拉萨作为首府,分属在青、甘、川、滇各邻省的东部各藏区和西藏合起来,成立一个统一的自治区,这对整个藏族的进步、发展,藏、汉的友好团结,整个国家的统一和巩固都是有利的。陈毅元帅在汉、藏关系上高瞻远瞩的重大战略思想,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之后,为探讨此事,中央有关部门曾指定由西康的老红军桑吉悦希同志(天宝)负责、四川省委统战部的张成武同志担任秘书长组成小组与5省区着手协调有关事宜,但后来随着整个国家政策的“左倾”,此事也因此被停顿下来了。1980年,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一批藏族干部曾联名写信给中央有关部门,要求反映给中央,希望成立一个所有藏区统一的藏族自治区,否则也将东部的十个藏族自治州和两个自治县与西藏自治区一样,成立一个东藏自治区。

关于要求成立一个统一的藏族自治区问题,即所谓的“大藏区”问题,有关部门的人士认为,是当今国外藏人提出的观点,这是个大大的误解,其实早就有了。诚然,各方面的人士也有过不同的反应。十世班禅大师在援助西藏等藏区的基金会成立时说过:“要求成立统一的藏族自治区的愿望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也是符合广大藏人的心愿的。只是条件是否具备和成熟的问题,而不存在任何所谓的‘倒退和反动’的问题。”对此,许多藏族的代表人士,包括我本人也都表示过完全赞同。

统一的民族自治愿望及自治权的高低度甚至民族自决权在内,问题都不在于其概念、形式及其体制上,而在于其实质内容的名与实之间究竟是否相一致、是否相符合及其符合程度的问题。质言之,它首先是否能确切地保证并保障各该民族的各项切身利益及其生存权,继之发展权的问题,这才是当今民族问题的中心问题和根本性问题。就以民族自治权利而言,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固然是最好,但与有其形式而无其内容相比,则不如无其形式而有其一定程度的内容尤为重要。

根据马列主义关于民族不分大小、多少、一律平等的原则,实行民族自决权和自治权的原理,结合各国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具有各自特点的民族政策。在共产党领导下,基本上分为政治自治和行政自治两种。政治自治是在统一的国家里,在特殊的情况下,自治的民族有国家分离权,如前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加盟和联邦共和国;行政自治是在统一国家里,自治的民族没有国家分离权。行政自治还可以分为高级的和低级的两类,高级的行政自治是有各种类型的民族自治共和国,如前苏联和今日俄国的各自治共和国;还可以包括同一民族的特区,如我国的港、澳以及尚待统一的台湾,则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实行某种形式的高级的行政自治。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马列主义的民族平等团结和自治自主原则,虽基本上沿袭了旧中国的行政区划体制,实行的是低级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本上符合中国国情,为了充实和完善这一政策,许多有识之士进行了各种探讨。1980年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我本人向人大领导也提出了有关民族部分的几点修改意见,以供参阅。在建国初期,中央人民政府仅与西藏噶厦政府之间签订了在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惟一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有人称,它也具有某种形态和程度的港、澳式的“一国两制”。沿袭了三百多年的政教合一的西藏噶厦政府,除了有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包括各教派的寺庙)、军事、外交等完整的社会结构及其相应的组织外,还有历史形成的独特的度量衡、邮政,尤其是长期流通的西藏政府发行的金币、银币、铜币及后期的纸币等货币(直到1959年)。西藏政府设立在昌都的总督府即“多麦机巧”,意即“安多、西康的总督”。西藏噶厦政府的拉鲁大臣和阿沛大臣前后担任过最后两届总督。“多麦机巧”历史上设在瞻化地区(今甘孜州康定附近),后被迫一再后撤而设在昌都。和谈时,西藏方面曾要求归还所有东部各藏区。也曾两次渡过临时边界线的金沙江,企图收回江东地区,但未能如愿。

由于历史、文化和地理条件等种种原因,今天的各藏族自治地方,不仅地理上相互紧密相连,就仅以人口结构而言,也与其他民族地区不同,至今,本民族基本上占各藏族自治地方90%以上的多数或绝大多数。这个情况,与其他民族自治地方相比,是十分典型的。中央领导曾多次正确地指出: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不同,有其特殊性,西藏及其他藏区则更具有特殊的特殊性。“任何规定都有例外,一切原则无绝对化。”因此,就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言,除了现行的一般性之外,根据实际情况,也应该有个别特殊的形态。前面提过,民族自治的任何形态,关键在于名、实是否相符的问题。质言之,首先是否有利于切实保障和保证各自民族的切身利益及其生存权,继之发展权的有关重大问题。

今天,在国家统一的前提下,港、澳,还包括台湾,同样虽是汉族,但可以有不同的自治形式,即“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何况具有自己鲜明的、悠久的民族文化特点的各兄弟民族,尤其是藏族,更应该有多样性的自治形式及其相应的真实内容,不应局限于老一套的体制和一种固定不变的模式,因为“任何事物都是多方面多样性的统一所构成”。

一个国家的行政区划这样、那样的变动是正常的,是不足为奇的。就中国而言,在解放前,尤其在解放后,各级行政区划多次有所变动。比如内蒙古自治区,是由绥远、热河、察哈尔三省合并组成的;原康属、雅属、宁属的西康省后合并入四川省,还有新设的直辖市等。“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应继往开来、承前启后、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一位著名的哲学家说过:“世间每一件腐烂的东西都是由于好的理由腐烂的。”只要放弃大民族的霸权主义思想,尤其是在政治上对异族实行“分而治之”的传统偏见,在行政区划上就不存在任何不能变动和调整的问题。

就如何解决西藏的遗留问题而言,既然问题的实质并非涉外而纯属内政,那么,在国家统一的前提下,仅仅是要求名实相符的自治和相应的行政区划上的某些变动。则对此事的性质及其前提条件,在思想认识上,大家会取得共识的,也理应取得共识。在此基础上,中央与达赖喇嘛方面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原则和内政区划的适当调整及其落实自治权两者兼顾的问题上有个基本的共识后,应正式发表相互关系重新和好的共同的政治声明,并在和睦友好的气氛下,就藏族各自治地方如何统一的具体形式、实施方案、步骤措施,甚至包括各自治地方暂先通过成立某种过渡性的统一的协商机构,或者以这样那样的各种变通方式,以求保证和保障统一自治的实质内容和目的的其他具体办法在内,都应以战略眼光,高瞻远瞩、宽宏大量,本着兄弟情谊,有关各方应以诚相见,充分研讨,集思广益,取长补短,协商一致。按毛主席当年在西藏和谈时曾说过的一句言简意赅的话:“今天,我们是一家人,家里的事,商量着办就能办好。”毛主席的“今天,我们是一家人”这句话至关重要,不仅在当年,尤其是在今天,依然是整个问题之关键所在,谁若不理解其深刻内涵,便在战略方针上定会铸成大错。

国家以安定为贵,民族以和睦为贵。锦涛同志,您和江泽民同志都曾先后说过:西藏的稳定、安全和发展,都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稳定、安全和发展。千百年来全民虔诚信奉藏传佛教的青、康、藏雪域高原上的广大藏民,尤其是有文化、有思想、有影响并有社会责任感的藏人,都非常希望中央与达赖喇嘛方面的关系能摒弃前嫌、顾全大局、早日和好。这是民心所向,众望所归的大事。它不仅在国内,对占全国总面积1/4多的整个辽阔藏区的安宁以至内地的千千万万广大汉族等信佛群众民心的安宁,也都是极其有益的。且在国际上,在外交工作中,也能极大地减少和避免诸多无谓的麻烦和不断的干扰,并对维护和提高新中国的形象与尊严也至关重要。

当今的西藏问题,既要顾眼前,更要顾长远;既要治标,更要治本。在看到面上的各种显著变化时,更要认真关注深层的各种潜在的矛盾,如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严重的汉化趋势,尤其是违宪、违法,背弃语言平等原则,以汉语文代替藏语文,在民族和宗教问题上的各种强制行为,导致人心的向背及其决定性的影响等等。再也不能自我陶醉在报喜不报忧、报功不报过的所谓“翻天覆地的伟大成就”的自我宣扬中。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西藏至今95%以上的财力仍然是靠中央及其他省市的支援来维持现状。这种为政治需要而违背经济规律,在国民经济的总支出中,为西藏付出如此昂贵的成本费而长期处于惊人的赤字局面,就连一般正常的情况下都不能继续下去,更何况一旦在内因或外因引起的各种偶然变数的非常时期,其严重后果那就更是不堪设想了。因此,西藏的民族政策和经济政策,从根本上必须有治本的自力更生与真正团结和睦的民族、经济政策,以期逐渐摆脱仅仅靠上面的伸手和表面稳定的局面。一些担任过要职的“老西藏”中肯地认为:“中央对西藏,政策若不变,再派多大的官员也是无用的。西藏再也不能光靠人民币和枪杆子来维持。”

生活实践告诫我们,一种倾向的过分强调,往往掩盖其另一方面的极端偏向。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气候下,“藏独”的吓人字眼,客观上一方面往往成为一些人所谓的就连“藏人要求学藏文、使用藏文也会导致藏独”等等危言耸听、自我紧张的“恐惧症”;另一方面,更成了一些人向中央有关部门不断要钱的“摇钱树”,以致紧靠内地的一些自治州也多少学会了这种生财之道。有这样的说法:“内蒙要钱不给钱,新疆要钱就给钱,西藏不说也给钱。”还有这样的议论:“这些人吃的是反分裂的饭,升的是反分裂的官,发的是反分裂的财。”其概括的评论是:“达赖喇嘛在国外呆的越久,影响越大,反分裂派的荣华富贵也就天长地久;反之,达赖喇嘛与中央和好了,这些人便会惶恐不安,会紧张、会失业。”以上所叙,并非无稽之谈。在中央与达赖喇嘛是否能和好的问题上,不仅涉及到国内外各种政治偏见的干扰、阻力甚至公开抗拒,还涉及到各种各样经济收益上对一些人及其集团的利弊得失而引起的不同反应。

总而言之,我们应以清醒的头脑,对各个方面考虑周全,力避主观片面,洞察当前存在的各种明暗矛盾,深思熟虑、知己知彼、分主次内外、权衡利弊后,按轻重缓急,首先在思想认识上,对眼前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即解决西藏的遗留问题上做出果断的决策。这就是达赖喇嘛及其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和想回国的藏胞究竟是继续留在国外好,还是回国并结束为好的问题。对于如此重大的是非问题,有远见卓识的知情者普遍认为还是回国为好。回国后,首先关键是在性质上它便转为内政问题、内部矛盾,即使会有这样那样的麻烦,但都是能得到解决也可得到妥善解决的次要的各种各样的小麻烦。而且,慈悲为怀的达赖喇嘛回国后,全民信教的广大藏民不但不会混乱,反而会安宁,担心混乱、不安宁是没有根据的,古今中外,凡是有信教自由和有声望的宗教领袖时,社会反而安宁、正常、健康。但是,达赖喇嘛及其流亡政府继续留在国外,是属于外交问题、是对抗性的外部矛盾。错综复杂的国际交往关系及其各种各样国际风云的变化,可能带来的麻烦则是难于预测、更难于应付的大麻烦,是重大问题。例如,联合国大会曾三次通过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都把西藏列入有自决权的范围;又如,近年来,在达赖喇嘛的访美问题上,参、众两院每次均以全票通过;达赖喇嘛访问各国时,往往受到元首规格的接待;还有,1997年美国柏克来市议会全票通过了“制裁与中国占领下的西藏有商业往来的城市”的议案;美国国务院专门成立了有关西藏事务的机构,现已由局级升为部级,还曾要求在拉萨设立办事机构;欧盟议会曾对西藏问题的各种议论和通过的决定以及西方舆论界往往“一边倒”的现象;去年,第四届世界援藏大会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召开等等。上述各种各样的干扰,虽经我外交机构多方劝阻,不满甚至抗议,但对方却往往我行我素、避重就轻、敷衍了事。

有些回国探亲的藏胞对我方有关人士慎重地说:“你们宣传说,达赖喇嘛是西方的反华工具,是拉萨和其他藏区骚乱和不稳定的根子。你们一面说争取达赖喇嘛的政策没变,但另一方面,在宣传上对达赖喇嘛肆意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贬低甚至抹杀他的政治地位、声望和影响。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是不真实的,是完全错误的,而且在事实上,与你们的宣传是大相径庭的。可是,如果达赖喇嘛日后一旦去世,在时机诱惑或潮流裹挟下,这个问题就不好说了。”还就社会安定方面这样告诫:“众所周知,达赖喇嘛具有极其崇高的信念和非凡的人格,是一个毫无私心杂念、利他利众的比丘,是以慈悲为怀,坚持非暴力的虔诚的佛教徒,得过‘诺贝尔和平奖’。他一直反对任何形式和名义的骚乱和暴力,且认为这是以卵击石的蠢事,所以在他的一再控制和极大影响下,现在还算安宁。但他一旦去世后,事情就很难说了,局面便会失控,一向主张激烈对抗的年轻人,特别是闻名的尚武而好战的康巴和安多人,会采取各种非常激烈的行动。”连历代反动当局都得出了所谓的“治藏必先安康”的历史教训,正是惧于安多人,尤其是康巴人强烈的反抗精神(9)。

至于十四世达赖喇嘛的为人,他的政治声望和影响力,可以说超过了历代的达赖喇嘛,人们称赞他是当今活着的佛陀,是世界性的宗教领袖之一,受到世人的尊敬和崇拜。仅以他两次应邀访台为例,台湾的各政治党派、各个教派、各界人士从上而下倾城而出,每次都是数万计和十多万计的男女老少来迎接、朝拜、接受摸顶祝福,盛况空前。人们便这样议论:“难怪中央必须要达赖喇嘛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达赖喇嘛回国后,对抗性的被国际化了的“西藏问题”,便转变为非对抗性的国内的民族问题,再大再多也不过是内部这样那样的各种是非性的矛盾,不过是“家家都有的难念的经”而已。何况达赖喇嘛已一再表示过,回国后将专事佛教,不问政治,其政治地位如何安排中央也不必费心。

由此可见,解决西藏的遗留问题,在性质上,是让本来的国内民族问题仍回到它应有的位置上,这就是首先必须区分主与次、轻与重,尤其是内与外的问题。简言之,在我们决策时应三思而后定之,不能因为一些人的偏见和短见而不顾忧国忧民者的忠言,切不可因怕今天可能出现的小麻烦而留下了明天的大麻烦。

总之,一旦全民信奉藏传佛教的广大藏民的精神领袖、凝聚西藏宗教核心的达赖喇嘛能归国回藏,从总和关系及其趋势上看,从此便会“安内息外”。不仅对国内各个方面会产生积极影响,尤其在政治上,就连被国际化了的所谓“西藏问题”的“西风”,也因长期离乡在外的达赖喇嘛安返故土,从此就会不得不基本上平息下来。今天,被人们称为心灵科学、非创世学宇宙观的藏传佛教虽悄然兴盛、覆盖了世界许多国家,信徒越来越众多,特别是在知识界中,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但有巨大声望和影响的达赖喇嘛的回国,不仅会使国内长期向外的藏人的民心,尤其是成千上万年年冒险到国外去朝拜他的藏人,包括几年前流亡印度去达兰萨拉拜见达赖喇嘛的著名的十七世噶玛巴活佛及逃至美国后朝拜达赖喇嘛的塔尔寺主持阿嘉活佛等,再也不必和不会冒险向外了,而且国外的民心必然也会随之转向国内方面。

西藏问题是我国民族问题的重中之重,若能得到圆满解决,不仅影响藏族自身的前途命运,同时,按宪法和自治法的有关规定,也与其他兄弟民族自治权利的改善和落实息息相关。这一切,无疑是国内国际战略方针上的重大转机,“和为贵”精神连锁反映的结果必定是很积极的。

真理是平凡的,但平凡的真理却往往会被人们所背离,因而迟早会受到历史的惩罚。西藏和平解放后,毛主席一再告诫进藏的汉族领导说:你们在西藏,办任何事,千万要记着民族和宗教这两件大事,并须慎重稳进。毛主席还亲口叮嘱进军西藏主力部队的十八军军长张国华将军:“到了拉萨,去拜见达赖喇嘛时,你要行磕头礼致敬。”当张国华流露出有点不情愿时,毛主席严厉地说:“张国华呀!你为革命能流血流汗,难道不能为革命磕个头!”后来,人们头脑一发热,在“越左越革命”的政治气候下,上上下下,大家都背弃了千万要记住的这两件大事,其后果是众所周知的走了二十年的弯路及其严重的失误。因此,在民族地区,尤其在西藏等藏区,民族和宗教问题是否能得到妥善处理,乃是全部工作兴衰成败的关键之所在。过去是如此,今后也是如此。藏族世代相传着这样一句话:“天上有太阳月亮,地上有达赖班禅”。全民信佛的整个藏族及其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合情合理地回国返乡的问题,乃是毛主席关于民族和宗教两件大事的平凡真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体现。

中央与达赖喇嘛关系和好的问题,不仅是国内各民族,尤其是藏族各界人士以及广大基层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而且一直也是国际上许多与我国友好的大大小小的国家领导和各界人士所关注和期望的问题,甚至就连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北京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也曾对江泽民主席说过:“您和达赖喇嘛如能相见,彼此都会喜欢的……”这句话传至藏区后,人们非常兴奋和震动。“得民心者得天下”,锦涛同志,您曾担任过西藏的领导,您是了解西藏的,了解广大藏民的心思和感情,也理解西藏问题的真相。今天,西藏的遗留问题一旦得到妥善解决,您和中央领导能在共和国的首都与达赖喇嘛友好相见,必将轰动世界,在中国,特别是在整个雪域藏区的每个角落,更会引起巨大的震撼。

以上所述,是我对妥善解决好西藏问题及其遗留问题的基本观点的概括性说明。我深信,这一观点是众多党内外藏族高层人士的共识,也反映了广大藏族人民真诚的愿望。

为了对历史、对民族、对国家负责,我把别人不便谈或不敢谈、或明哲保身者所不敢问津的敏感问题,但又事关整个藏区的长期安宁与持续发展以及各民族的平等团结、共存共荣的重大问题,以一个藏族老共产党人,一个离休的原全国人大常委身份,将肺腑之言坦诚地写此信给您和中央常委会领导,谨供参阅。如有不妥之处,请予指教。

此致

敬礼!

平措汪杰(平汪)

 

2004年10月29日

 

 

 

注  释

 

(1)1949年10月中共康藏边地工

委会及其外围组织“东藏民主青年同

盟”在巴塘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作为巴塘地下党书记兼“东

藏民主青年同盟”总书记,我作了重

要讲话,会后合影留念。

(2)1950年初,巴塘地下党与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朱德总司令回电:“西康省巴塘县东藏民主青年同盟总部平措汪杰先生:一月七日来电悉,甚为欣慰。关于工作问题和解放西藏的实际问题,请来重庆与西南军政委员会刘伯承主席接洽。  朱德。”

在中央档案馆的存文中,有1950年5月11日邓小平亲自起草的西南局致中央的电报:“平措汪杰来渝已见面,年仅30岁,活动能力颇强,与藏方上层有关系,团结了一批青年进步分子,为康藏公开的共产党员,中文通顺,能读英语书籍,有初步马列主义基础,对问题理解力亦强,为藏族中不可多得的干部,现任我党巴安县委书记,决定令其随军入藏并建议平措汪杰参加西藏工作委员会,为委员,请中央批准。”(注:当时28岁;略懂英语;巴安即巴塘。)

(3)这是西藏和谈协议

签订后毛主席送给我的亲

笔签名的《实践论》一书

的复印件。

(4)我在秦城一号政治监狱的最后一首诗:“朝阳一线铁窗角,夕阳半点铁门边;凄冷斗室内外锁,孤身面壁十八年;苦暑严寒去又来,春花秋月高墙外;世间苦刑手法多,古来志士惨遭害;逆境厄运恩无限,勤学苦思得启悟;于此知己又知彼,万物皆变明其故;苦中寻乐乐消苦,苦尽甘来获丰收;我为自由失自由,我不自由又自由。”

(5)1980年,在全国人大大会主席台上,邓小平同志紧紧握住我的手说:“你吃大苦头了,你的冤案完全搞错了……”胡耀邦总书记接着说:“今天恢复了名誉,彻底平反了!”

1980年,小平同志第一次接见释放后的十世班禅大师时,做了如下结论式的谈话:“……你是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你的七万言是正确的,部分是错误的。对你的处理,是重了。但是完全弄错了的,是平汪。他是‘文革’前就被挨整了,是完全搞错了。早在1950年我们就认识。中央现安排他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兼做民族方面的领导工作。”(谈话原件给班禅大师和我各一份,另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参阅。)

(6)该文作者名为王力雄,约二十次进藏,几乎到过所有藏区,了解民情民意。这篇文章被译成英文和藏文,在国内外广为流传,倍受关注。之后,他又发表了《关于达赖喇嘛的幻想小说提纲》一文,以逻辑推论,叙述十四世达赖喇嘛去世后,由十七世噶玛巴继任他的事业,并出现了国外的第十五世“洋达赖”和国内的“藏达赖”,在“藏达赖”由中央认定的十一世班禅主持坐床典礼,引起各地寺院喇嘛的反对,并导致全藏区的战乱,最后在国际的干预下,终于取得了“藏独”,接着是“疆独”和“蒙独”的出现。大部分读者认为,该文虽是幻想提纲,但有巨大的启发、警示作用。为了解今天和未来的西藏,国家领导人如能抽出时间,这两篇文章很值得一阅。

(7)关于“四水六岗集团”及其“卫教军”。“四水”是指怒江、澜沧江、长江、黄河;“六岗”是就康巴、安多地区的六处高原地带而言。“四水六岗”的负责人都是康巴、安多地区的上层代表人士。1957年夏,他们筹集资金,铸造了一座金法座献给达赖喇嘛,并集会要求东藏各地与西藏一样也推迟改革。另外,这些地区应由达赖喇嘛来管辖。“四水六岗集团”后组织了数千人的“卫教军”,以康巴和安多人为基本骨干。总司令贡布扎西是甘孜州理塘县人,副总司令朗杰多吉是甘孜州德格县人(夏格刀登的侄子),副总司令之一桑都仓的洛尼扎是甘孜州甘孜县人(阿沛家的亲戚)。

(8)关于“分而治之”问题,以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泽仁顿珠所著《藏族通史》一书的被禁为例。有关当局只许写《西藏通史》,不许写《藏族通史》,这一观点是历代当局“分而治之、喧宾夺主、以夷汉化”的反动政策的产物。仅就藏族的历史人物而言,所谓的只许写《西藏通史》便不能自圆其说并无法写下去。例如,五百年来,整个藏区的统治教派格鲁巴(黄教)的祖师宗喀巴大师是青海西宁地区人,第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加措是甘孜州理塘人,九世隆多加措是甘孜州邓科县人,十世茨称加措是甘孜州理塘县人,十一世克珠加措是甘孜州乾宁县人,十四世达赖喇嘛和十世班禅大师也都是青海人,近代藏族的著名学者根敦群培也是青海人,原拉萨每年数万喇嘛的传昭大法会的主持、甘丹寺的法台“甘丹赤巴”大部分是西康人,拉萨三大寺数以万计的喇嘛多数来自青海和西康,原西藏著名的巨商邦达仓、桑都仓、阿珠仓都是康巴人,1952年西藏反十七条协议的“伪人民会议”的主要负责人阿洛群则是甘孜州理塘县人,1960年左右在中印边境上与解放军对抗的、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的国防部长巴巴益西是甘孜州巴塘县人,西藏流亡政府原国会议长、现政府总理桑东仁布钦是云南迪庆人。离开这些东藏的历史人物,《西藏通史》是写不下去的。

(9)东藏的康巴、安多,历来是民族斗争最激烈的地区。例如,清末驻藏大臣凤全路经巴塘时被数千群众阻止入藏而被杀,巴塘地方王的正、副首领及巴塘喇嘛寺的堪布等都被官方砍头;血腥千里的“赵屠夫”(赵尔丰)就是在这个地区遗臭万年的;历代藏族的自治运动,是在巴塘的著名人物格桑泽仁、杨森(藏族)、洛桑顿珠(江安西)以及其他藏区的邦达多吉等人的领导下发起的。因此,历代反动当局所谓的“治藏必先安康”一说便由此而来。